作者简介：冀祥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人民司法》2022年第3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之治”的鲜明特征。考察世界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发现，与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相比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具有突出优势和强大活力。法治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助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论断，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即“中国之治”初步形成。这一论断是在与世界主要国家治理模式的横向比较，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探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多来国家治理的纵向历史考察中审慎得出的。
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是可以使他人照着做的标准样式，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通过横向的世界考察，国家治理模式主要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发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之治”的鲜明优势和生命活力。
二、国家治理模式的世界考察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包括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然实现经济均衡，经历了因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而致贫富分化问题突出、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开始融入计划调节成分、在治理理念上提高政府的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3个发展阶段。“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上主要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强调个人主义，注重自由创新。
“莱茵模式”是经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多种经济社会理念和政策主张的混合体，主要是指欧洲莱茵河流经的国家，强调建立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秩序，经历了经济政策更多以自由竞争为导向、同凯恩斯主义相结合、由政府全面干预转向减少干预和放松管制3个发展阶段。“莱茵模式”实行国家有限调控和干预原则，注重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平等，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科技创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可资借鉴之处。但是，其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矛盾，造成阶级阶层矛盾持续激化；崇尚“强权即真理”的强权政治理论，导致世界日趋动荡；文化思维方式带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特征；视西方文化为“普世价值”，动辄强加于人等弊端日益凸显。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和政府部门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实行干部委任制和终身制，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高度管制等。苏联模式的启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但是，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经济改革措施脱离实际，未达到预期效果，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严重下降，对生活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民主，没有形成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滋长腐败，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苏共坚持高度集权，形成个人崇拜，加上苏共自身建设长期滞后，导致了教条主义，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同时没有高度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失败。
（三）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主要特征是实行军人党政，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追求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本国发展的实际需求。但是，其弊端比较明显：一是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内，拉美国家贯彻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强调市场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二是没有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均衡发展。拉美大多数国家不是引进外资发展生产，而是举债消费，盲目开放国内市场，导致金融投机猖獗和经济畸形增长，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三是各经济部门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够好。拉美国家由于急于实现现代化，普遍把工业化作为振兴经济的根本途径，而无视确保农业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四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拉美国家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往往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果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现象严重，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之治”的鲜明优势
从世界主要国家治理模式的比较视角看，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
（一）党的领导优势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依靠科学理论，应变局、平风波、化危机，确保国家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伟大成功实践，与世界上一些国家思想混乱、党争不断、执政党能力不强威信不高、政局不时动荡形成鲜明对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显示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二）经济制度优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在经济制度上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站在世界的视野，中国经济不仅增长速度最快，而且持续时间最长。1978~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也是其他历史时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家和来源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1952~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1亿元跃升至1143670亿元，实际增长1683.1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提高到80976元，实际增长679.5倍（增长倍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重大经济制度保障。
（三）政治制度优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在政治制度上具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体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能够最大限度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具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共同目标，集中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在巩固人民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重大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工程建设、竞技体育、脱贫攻坚、抢险救灾等多方面，办成一件件大事，取得一个个重大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鲜明优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具有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巨大优势。实践证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发展和形成，能够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据统计，1978~2020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多民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4亿元增加到10.4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5.2万元，城镇化率提高到55.1%。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民族地区已全面普及从小学到初中9年义务教育，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4地州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免费教育。
（四）文化制度优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在文化制度上具有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极大地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汇聚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践证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具有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凝聚力，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
（五）社会制度优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在社会制度上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持续迈进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不到50元增至35128元，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78.2岁，就业人数达到746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我们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21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6%，达到14051元，实现了持续增长。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在中国社会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广度之大都是世界罕见的同时，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难道不是奇迹？这一系列生动实践，都充分彰显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社会制度显著优势。
（六）生态文明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首次明确“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党的十九大历史性地将“美丽”二字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彰显了我们党的远见卓识和使命担当。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形成了保障生态环境改善的长效机制。
（七）军事制度优势
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安排。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就是坚持党指挥枪，使人民军队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走出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我们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大刀阔斧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
（八）外事制度优势
“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建国方针，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把二者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在独立自主中不闭关锁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是解读新中国‘两大奇迹’的一个重要密码。”我国的建设之路、改革开放之路、伟大复兴之路都是坚持了这样一条道路。1979~2021年，我国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约2.5万亿美元，设立108.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表11-13“利用外资情况”、《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数据计算。《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1）》中2020年新设企业数为38578，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该数据为38570］。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重要倡议，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截至2022年7月，仅“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就同18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之外交制度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稳定器和强大正能量，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作用和优势越来越凸显。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
当下中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规律，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发展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法治现代化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法理，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理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法治建设进行了专章论述，指明了法治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擘画了宏伟蓝图。
（一）法治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中，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承，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并在建国后数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发展出了独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此，我国注定要走一条充分切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也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调。
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法治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应有之义。
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而宪法在第一条第二款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二，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现代化国家需以法治调控社会关系，而人恰恰是社会关系的构成主体，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难度更大，意味着我国法治实践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将“彻底改写法治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型构成规模空前、覆盖人口世界第一的现代法治形态”。
第三，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以法治保障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要将法治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第四，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良好的法治环境不仅能加速国家物质文明建设，其自身更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每一次司法活动中领会到法治精神。
第五，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是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所面对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生态法治系统建设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生态法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六，它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代，国际沟通合作需要良好的国际法治关系，国家发展需要坚实的国内法治基础。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需要以更强的法治力量保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实现。
法治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相通，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法治现代化应统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总体布局。还应不断强化宪法的统领地位，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法治现代化助推和保障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法治现代化不仅自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和保障。
法治现代化有助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的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需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实现。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确认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当性地位和实现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和反思十年文革中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要以社会主义法制规范民主活动、防范民主失序。这充分反映出法治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保障人民民主的重要作用。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路径——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要统筹发展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2015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构成了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基础，它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着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的当下，网络、太空、深海、生物、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国家安全都亟需国家法治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法治现代化是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题中之义——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是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中强调，依法治军是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将使军队组织结构、专业分工日益复杂、精细，科技化、信息化的加强则对作战要素高度联动、兵力行动高度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使这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运转自如、满足现代化作战需求，就必须以规范化、精细化的法治为依托。
法治现代化是坚决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的制度保障——“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确立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以宪法和法治精神为指导。“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得到落实和完善，因此，‘人大释法’也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离不开“一国两制”，离不开现代化的法治体系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方位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总结强调的，“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亟需增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以法治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法治现代化保护中国式现代化成果。
五、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又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中国之治”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
